开工时，钢厂的人忙前跑后，每天可以生产1000多吨螺纹钢。但众所周知，做钢的买卖没利润。做，就赔。因此钢厂只得停工。

  目前，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会员企业的负债率高达70%左右，贷款总额达1.3万亿元。加上非会员企业，全行业债务总额估计超过2万亿元。

  在我国经济快速的提升、钢铁终端消费需求迅速膨胀的同时，我国钢铁业也养成了依靠进口铁矿石的“坏习惯”。十年间，我国铁矿石进口量从2003年的1.48亿吨飞涨至2013年的8.19亿吨，对外依存度高达70%。

  全球矿价也水涨船高。2003年，我国进口铁矿石的金额（到岸价）仅为33美元/吨。但去年，进口铁矿石（海关）的平均价格已经高达129.03美元/吨。

  正是这种预谋性的布局，让国际矿业巨头赚得钵满盆满，也导致了今日中国钢铁业的“怪相”：作为全世界钢铁生产的第一大国，全行业三年来却全线亏损；作为铁矿石消费量占全球一半以上的国家之一，却丝毫没有议价能力。

  夹缝求生，中国铁矿业正力求突围。今年3月公布的中国首个《铁矿行业中长期发展规划》（简称《规划》），欲将中国铁矿石自给率由目前的30%提高到2025年的50%。

  在举国猛药去疴的治霾决心下，钢铁、水泥等排污大户屡遭停产、限产，这使得原本就面临“产能淘汰”的钢铁厂和数十万职工的境况雪上加霜。

  去年，国务院相继颁布了《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超过标准矛盾的指导意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招招剑指中国钢铁业，欲削减钢铁千万吨产能。

  同时，据《2013年钢材市场行情报价走势分析》显示，由于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下游用钢行业增速回落。再加上钢铁产能较快释放，钢材市场供大于求态势有所加剧等问题，因此钢材市场价格已呈波动下行走势。

  很多人都“看衰”国产钢铁业。更有人称，中国钢铁产业的发展平台期已提前到来。

  “如果十几年前说钢铁产能过剩就像喊狼来了，那么这一次狼真的来了。”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向《科学新闻》记者表示。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对中国钢铁产能的利用率、经营效益、产量等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显示，从2011年第四季度开始，中国钢铁产业已进入产能严重超过标准期。

  早在“十一五”期间，国家就开始探索建立钢铁产能退出机制。但钢铁产能仍旧“年年有余”，而且还“越余越多”。

  同时，总部在英国的钢铁工业和市场分析公司（MEPS）近日发布的报告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粗钢产量同比增长7.5%，已达7.79亿吨，几乎占据了全球粗钢产量的半壁江山。

  今日的中国正在经历着人类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城镇化进程。而且，这一规模还远未达到峰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曾指出，中国城镇化的“天花板”有可能是在85%左右。但2013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仅为53.73%。

  “过去十年，铁矿石需求的剧增大多数来源于于中国。”澳大利亚资源和能源参赞Ben Jarvis向《科学新闻》记者表示，“中国经济正在经历快速的提升，钢铁行业的需求也迅速增长，如住房、商业建筑、基础设施、道路、铁路、桥梁、港口、工厂，还有制造业、汽车业、家用电器等，都在某一些程度上需要钢铁。”

  澳大利亚铁矿巨擘必和必拓集团更以数据展示了全球钢铁终端消费需求“难以置信的增长步伐”：十年前，中国每年钢铁产量大约是1亿吨，占当时世界总产量的13%，与美国相近。2006年，中国占世界钢铁产量的三分之一，美国只占8%。

  国际钢铁协会也对全球钢需求抱有信心。近日该协会指出，全球钢铁终端消费需求的增长会缓步持续，今明两年全球钢需求将继续低水平稳定增长。短期内，全球钢需求继续呈恢复态势，但增长率稳定在较低水平。今年全球钢需求将增加3.1%，达到15.27亿吨，2015年将增加3.3%，至15.76亿吨。

  根据中国地质科学院全球矿产资源战略研究中心《中国钢铁终端消费需求展望报告》显示，2013~2015年将是中国钢铁业消费的峰值，这一平台期会持续7~10年。

  当然，中国仅仅是新兴市场国家中的先行代表，印度等国家亦将紧随在后。必和必拓前首席执行官Marius Kloppers曾给出判断，全球有20亿人口将进入工业化阶段，这将带来对铁矿石等资源的强劲需求。

  我国2012年铁矿石消耗量为10.74亿吨，70%左右（约7.5亿吨）的铁矿石来自进口，另外30%（约3.3亿吨）来自国内矿山。

  数据显示，今年全球铁矿石海运增量预计将在去年7000万吨的基础上，新增1.2~1.3亿吨。

  中国的进口矿大多来自澳洲。2010~2012年三年间，澳大利亚占比分别为42.88%、43.2%、47.18%，年复合增长率在5%。

  据了解，巴西的淡水河谷、澳洲的力拓、必和必拓等钢铁集团，近两年将进入新增产能投产的高峰期。当下，他们正看好2014年中国的铁矿石需求。

  反观国内自有铁矿，矛盾凸显铁矿石储量并不低。

  辽宁鞍山，中国第一钢铁工业城市，也是一座被铁矿山环绕的城市。游走于城市的边缘，随处可见攀爬在半山腰的橘红色挖土机和凌驾于空中的铁矿运输带。这片9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蕴藏了100亿吨的铁矿探明储量。

  不仅是鞍山，鞍本地区、冀东地区、四川西昌、山西太古岚、湖北大冶及内蒙古白云鄂博等地区都是我国铁矿资源的集中地。

  统计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共有铁矿区3846个，以东北、华北地区为主。

  其中，东北地区铁矿以鞍山矿区为主，是目前我国储量开采量最大的矿区，大型矿体主要分布在鞍山、本溪，是鞍钢、本钢的主要的组成原材料基地。华北地区铁矿主要分布在河北宣化、迁安、邯郸，邢台地区的武安、矿山村等地区，以及内蒙和山西各地，是首钢、包钢、太钢的原料基地。

  中国铁矿相对集中又分布较广。据统计，辽宁、四川、河北、安徽、山东等13个省、市、区的探明保有资源总量多在10亿吨以上，合计保有资源储量649.92亿吨，占全国资源储量近90%。

  在铁矿资源总量上，中国已探明的铁矿资源量高达744亿吨。根据2013年《全球矿产品概要》显示，我国铁矿石原矿储量排名位于澳大利亚、巴西、南非之后，居全球第四，占全球总储量约13.5%。

  不过，与丰富的储量相比，我国铁矿石“败”在资源品位。相较于巴西，这一劣势更加直观：巴西原矿储量290亿吨，其中含铁量预计有160亿吨，而我国铁矿原矿储量230亿吨，含铁量仅72亿吨。

  据了解，中国大多为贫铁矿，平均品位不到30%，最低只有11%~12%。也正是由于这一劣势，对于“开不开自有矿山”，业内产生分歧。

  一方认为，国际巨头对铁矿的垄断，吞噬了中国钢铁企业的利益，应积极开发自有矿山。

  “十年间，国家进口铁矿石造成的直接损失达2万亿元，特别是钢铁这一基础行业及其相关产业产生的负面影响更是无法估量的。”《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副会长邵安林告诉记者。

  铁矿石进口量快速提高，价格谈判难度也慢慢变得大。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方面介绍，2012年，钢材市场价格曾一直处在低位，但只要钢材市场价格稍有上涨，进口铁矿石便立即跟涨，且涨幅远高于钢材价格。

  挣扎，无济于事。早在2011年，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就正式推出中国铁矿石的金额指数。但在国际矿业巨头们扩产压价的打压下，效果了了。

  另一方面，热衷于开发自有矿山的钢铁企业少之又少。开采自有矿山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和环境风险，让诸多拥有铁矿山的国内钢铁企业望而却步。

  “国内铁矿石品位低、磨选难、生产所带来的成本高。”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雷平喜在接受《科学新闻》采访时表示，目前国内生产1吨铁矿的建设成本，近乎接近于1吨铁的价格成本。

  统计显示，2013年全国铁矿石原矿累计产量为14.5亿吨，同比增长9.9%，远低于2012年14.5%的增长幅度。按照冶金矿山企业协会的预估，2014年国内铁矿石原矿产量有望突破16亿吨。

  但是，对于保持多少铁矿自给率能确保我国铁矿石的战略安全问题，业内专家并未达成共识。“要根据看待问题的角度，是保证经济安全还是政治安全？”雷平喜说。

  据业内人士估算，全球三大矿业巨头平均生产所带来的成本低于80美元/吨，而根据冶金矿山企业协会的统计数据，4000多家中国矿山企业中，生产所带来的成本低于100美元/吨的占65%，在100~120美元/吨之间的占15%，其他高于120美元/吨，有些甚至达到140美元/吨以上。

  俗话说“物以稀为贵”，这句话如果用在中国铁矿石上，便带上了一种讽刺意味。由于贫铁矿石须经选矿富集后才能用，这一环节也成为了中国铁矿石生产所带来的成本中无法忽略的部分。

  不仅如此，原矿品味也在年年在下降。这导致了采选比加大以及成本的增加。有业内人士指出，由于矿山开采正在慢慢地由露天转入地下，部分矿山的开采深度甚至达到地下1000米，使得矿山建设周期加长，固定资产投入增加。

  比选矿成本更高的，是税费。这一观点在业界已是共识。而这无疑令本就难解决的高成本问题雪上加霜。

  “其他的资源行业税费也重，但铁矿是重中之重，因为铁矿有特殊背景。”雷平喜介绍说，税改之时，钢铁增值税的部分转嫁到了铁矿身上。

  此外，自1992年1月1日起，财政部开始对铁矿石征收资源税，规定“纳税人销售铁精矿，但其入选的原矿因特殊原因，没有缴纳资源税的，将铁精矿按选矿比折算成原矿数量，作为计税依据”。

  因为特殊的资源情况，如果1吨铁矿石原矿要交15块钱左右的资源税，而生产1吨铁精矿需要3吨铁矿石原矿，那么铁精矿最终就要缴纳45元的资源税，而1吨铜或铝大约只需缴纳2元。

  对此，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张长富表示，目前铁矿石的税费标准不仅远高于澳大利亚、巴西4%~5%的税费负担率，也高于国内工业公司6%的平均水平。

  “铁矿山税费负担率日益过重的问题严重影响到国内铁矿山的正常生产经营，影响到进口铁矿石的金额的合理回归，影响到钢铁行业的盈利能力。”张长富连用了三个深层次的“影响”。

  税费成了成本的“死穴”。现如今，国内铁矿山平均要交12种税和13种费，平均销售税费负担率为25%左右。

  近年来，将铁矿业纳入第一产业的呼声日渐高涨。“国家首先要解决矿业的产业定位问题，把矿业当成第一产业、基础产业。”雷平喜呼吁。

  正在编制的我国首个《铁矿行业中长期发展规划》也将“加强政策扶持，推进产业升级”作为重点之一，呼吁在产业定位、项目审批和减轻税负方面加大国家扶持力度，按照国际产业分类标准确定铁矿产业定位，将铁矿行业划归为第一产业，实现铁矿资源标准开发与国际接轨。

  据了解，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正在筹建名为“铁矿石税费改革领导小组”，其目的也是试图解开这一桎梏中国铁矿行业发展的沉重枷锁。

  成本为王，创新助力。当下，中国铁矿石资源的开发利用，寄希望于技术和管理的突破。

  技术在推进。多年来，国内科研院所和矿山企业在铁矿石选矿技术方面做出了努力，在磁铁矿、赤铁矿选矿技能方面出现了代表性新工艺“阶段磨矿﹑弱磁选－反浮选工艺”，“全磁选别工艺”，“超细碎－湿式磁选抛尾工艺”等；在红矿选矿工艺方面，出现了“连续磨矿磁选浮选联合工艺”、“阶段磨矿重选磁选浮选联合工艺”、“强磁反浮选焙烧联合工艺”等工艺。

  管理在革新。一些铁矿山企业正在探索新的管理经营模式，试图从勘探、采矿、配矿、选矿、冶炼五大环节上探索精细化管理，发展信息化数字矿山，并以传统矿业工程中“采选冶独立优化”模式的条块分割为突破口，降低管理和技术成本。

  正当一切都势头见好时，“走出去”的步伐顺势迈了出去。对于一些“实力派”企业而言，通过海外买矿方式利用“两种资源”，发展“两个市场”，寻求稳定的铁矿石进口基地，成为增强实力的一种尝试。

  对于资源性行业而言，“走出去”往往意味着利用好国内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意味着赢得更多的资源、利润和主动权。兖州煤业就是最好的案例。

  2003年，我国第三大上市煤炭企业兖州煤业斥资2300万美元收购澳大利亚南田煤矿，成为中国第一家“走出去”全资开发海外煤炭资源的企业。2009年，兖州煤业又以33.3亿澳元收购澳大利亚菲利克斯资源公司，创下迄今为止中国企业在澳洲最大的收购案。到2010年，兖矿集团共实现利润87亿元，来自澳大利亚的利润贡献几乎占到了半壁江山。

  最近，中国“近十年来最好”的海外铁矿石项目决定先使用卡车，以“蚂蚁搬家”的方式运输位于几内亚的西芒杜铁矿石。2011年11月，中铝、宝钢、中铁建等中国企业一同组成了以中铝为首的中方联合体，以13.5亿美元换来了该矿山44.65%的股权。如今，他们正面临着不知道怎么来将每年3000万吨矿石运回中国销售的问题。

  十年来，“走出去”潮起潮落。数十家中国企业集体形成了境外投资铁矿石高潮。3000亿美元的成本，100多亿美元的前期投入，数十个项目，最终面临的却是部分项目“撂荒”的惨淡格局。

  “十年前，我们走向澳洲，这几年又从澳洲走向非洲，在法律健全的国家，会受到很多限制，在欠发达的落后地区，又受政策变动、政局不稳等不可控因素的影响。”鞍钢集团矿业设计研究院院长刘晓明说。

  在雷平喜看来，导致这一尴尬局面的最终的原因在于，中国铁矿业的市场主体与市场不匹配。“不能用建钢厂的思维来管理矿业，矿山企业自身要有决策权和话语权。”雷平喜说谁说了算，谁能“拍板”，决定了铁矿业“走出去”战略步伐怎么迈。

  一直以来，铁矿企业以钢铁企业“附属车间”的身份生存。在不少专家看来，争取行业话语权，已成为赢得国际话语权的关键一步。

  但归根结底，“骆驼”的体质才是决定因素。而中国铁矿业，还是一头羸弱的“骆驼”。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铁矿业破坏环境、占据了耕地、污染了水源。”在雷平喜看来，这一表象背后反映的是中国铁矿业小、散、乱的现况。据了解，在我国4000多家铁矿石企业中，88.77%是小型矿山，大型矿山只占1.72%。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王晓齐曾表示，目前铁矿产业集中度低，铁矿山企业小而散，资源利用率低，生产所带来的成本高，与国际矿业巨头很难抗衡。

  “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的祖国和行业层面缺乏战略规划。”邵安林深刻地体会到，进口矿的“枷锁”不解除，不仅钢铁工业难以脱离困境，从长远看，还会严重威胁国家产业经济安全。

  根据《规划》，全行业拟整合培育6~8个年采矿产能在3000万吨的铁矿石生产企业，以最具资源优势的鞍钢矿山为龙头，形成2亿吨以上规模的特大型铁矿山企业集团。

  “规范化运作、集团化发展将是铁矿业发展的趋势。当下是否有这个趋势，还是个问号。”雷平喜说。

  目前资源性行业中，煤炭行业的规模化发展最为成功。“之所以能成功，缘由是组建了大企业、大集团。”雷平喜说，只不过煤炭业整合的动力源于早期小煤窑安全事故频发，国家出台了有力的政策支持。

  2010年，全球第二大铁矿石供应商力拓和第三大铁矿石供应商必和必拓合并的传闻，曾引起了全球钢铁业的惊恐。

  在中国铁矿立志“走出去”的同时，《规划》亦试图完善托底机制，建立海外办矿协同机制，力争将权益矿比例提升至进口矿的40%以上。

  “虽然目前海外办矿进展不理想，但现在的海外铁矿石投资是为了给未来10~20年钢铁行业的发展创造好的条件。”邵安林指出，将依托技术和工程管理优势联合办矿，实现以资本为主导向以技术为主导的方向转变。

  未来，《规划》将力推铁矿业的产业定位根本转变，从钢铁业的“原料车间”变成独立的、关乎国家安全的基础战略行业。

  “我们将建议国家按照国际产业分类标准确定铁矿产业定位，将铁矿行业划归为第一产业，实现铁矿资源标准开发与国际接轨。”邵安林呼吁。

  “资源型行业的整体出路更需要国家层面的整体布局和思考，尤其需要世界级的中国铁矿山企业。”他希望有机会能够看到中国铁矿业的整装待发。■